作為創(chuàng)新驅動發(fā)展戰(zhàn)略和科研機構改革的重要內容，中國政府計劃設立多個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，希望以此來提升科研能力。

　　為了加強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管理，中國邀請12名世界頂級國家實驗室專家參加了不久前舉行的“國家實驗室建設管理國際研討會”。科學出版社旗下英文期刊《國家科學評論》(National Science Review, NSR)發(fā)布有關內容。《知識分子》獲得授權刊發(fā)中文內容。專家們有關建設國家實驗室的經驗和洞見，值得分享。

建設體量要更大、目標要更高

　　大多數現有的中國國家實驗室出于單一目的，專攻某一個特定研究領域，而美國的國家實驗室是融合了多學科的多目標實驗室。和單學科實驗室相比，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能夠承擔更大規(guī)模的科研項目，進行一些國家迫切需要的領域的跨學科研究。

　　曾在美國能源部阿貢國家實驗室工作的丁洪，現在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態(tài)國家實驗室常務主任。他補充說：“中美國家實驗室的規(guī)模也有差距。我現在的實驗室只有500人，而阿貢國家實驗室有4000多名工作人員。”他認為，綜合性的國家實驗室應該著力于宏大的長期研究，這類研究應是大學和企業(yè)做不了的。

　　美國能源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主任托馬斯·梅森認為，雖說國家性質的國家實驗室研究項目是著眼于國家利益的，但其設備使用方面可以是全國性，甚至國際性的，而且大多數國家實驗室在合作方面應該具有區(qū)域特色。

　　意大利國家核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安東尼奧·馬塞洛表示：“國家實驗室集中了大量財力和人力資源。在意大利，大學拿不到這個級別的資金，但大學可以隨意使用國家實驗室。國家實驗室必須具有研究優(yōu)先性，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源。國家實驗室為科學界服務，同時也是很多研究生完成部分論文研究的地方。”

　　瑞士保羅謝勒研究所主任約爾·梅索特認為，國家實驗室建設要考慮長期穩(wěn)定的預算。“大家會以你首次的成功來衡量你，如果短期內沒有成功，就會產生不好的影響，這一點也需考慮清楚。還有，現在有一種趨勢是弱化國家實驗室的活動，并把一切重心放在國際組織上。這樣是不好的，國家實驗室和國際組織應該相輔相成。”

　　國家能源部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主任杜恩·吉布斯強調：“國家實驗室是任務導向型的。重要的是，要確定國家的需求是什么，以及如何去滿足這些需求。”

與大學的關系應是合作互補

　　關于國家實驗室和大學的關系這一問題，梅索特認為，“要確保國家實驗室不去重復而是去補充大學的研究，這一點很關鍵。”他同時強調，國家實驗室應該和大學建立合作關系。“在瑞士，做到這一點很容易，因為大學和國家實驗室從屬于同一個機構。對中國科學院來說，很重要的一點是把現有的研究所綜合到即將設立的國家實驗室中。”

　　作為德國亥姆霍茲國家研究中心聯合會的北京代表，何宏博士介紹了這家由18個國家實驗室組成的獨特科研單位。他說：“國家實驗室和大學之間，應既強調競爭也強調合作。我們有固定劃撥且保證逐年按比例穩(wěn)定增長的機構性科研經費。這部分經費占到每家國家實驗室年度開支的80%左右，而且其中90%來自聯邦政府，10%來自州政府。當然，我們也不時地會因為自己的機構特點和經費優(yōu)越性而受到來自高校和其他研究機構的抨擊。”

　　英國研究理事會科學與技術設施委員會主任維多利亞·賴特說：“在英國，大學和擁有強大預算與大型設施的機構之間，也存在類似的緊張關系。”

　　但是丁洪認為，中國科學院有很大的優(yōu)勢來協調二者的關系：“在阿貢國家實驗室，有設施，但沒有研究生;在美國大學，有學生，但缺乏設備。我認為中國科學院在這方面很獨特，因為它兩者都有。”

　　梅索特建議，國家實驗室解決的是大學研究范圍之外的、國家層面甚至是國際層面的社會挑戰(zhàn)。“應建立一個機制來確保國家實驗室和其他機構的科學家們平起平坐，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他們。”

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要平衡

　　針對國家實驗室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認為，僅僅專注于基礎研究的國家實驗室未來可能會遇到問題，因為科學研究有好日子，也有壞日子，特別是對粒子物理學而言。最好是既有長遠的應用研究，比如我們正在進行的同步輻射光源研發(fā);也要有基礎研究，如粒子物理。“我希望中國科學院在規(guī)劃國家實驗室的未來時能考慮到這點。”

　　吉布斯建議：“除了其他的科學和技術目標之外，美國很多國家實驗室感興趣的是那些能提供現實應用、創(chuàng)造工作崗位和經濟效益的研究。這次會議讓我認識到，中國的研究者和我們有同樣的目標。”

　　梅索特表示自己的國家實驗室背負著很大的期待。他說：“工業(yè)領域中的創(chuàng)新鏈和基礎研究完全不匹配。我們通常思考的是未來10—15年，而他們想的是2—3年。要達到這樣的預期很具有挑戰(zhàn)性。基礎研究是關鍵，但要把基礎研究變成創(chuàng)新的工業(yè)產品則需要很長的時間。”

　　美國能源部阿貢國家實驗室主任彼特·利特爾伍德另有一番意見。他說：“我不認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存在真正的區(qū)別。我們面對的是那些需要著手幾十年、能帶來長期愿景的大型國家級重要問題;要解決這些問題，就要采用基礎科學的方法，逐步地實現目標。就像眾所周知的那樣，我們能從科學中獲得技術，也能從技術中發(fā)現科學。”

管理的最好方法是匯聚人才和資源

　　關于如何管理好國家實驗室，梅索特認為，“國家實驗室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把人才和資源聚集在同一個地方。我認為地點比組織結構更重要。我們會盡可能把人員集中到同一個地方工作。中國科學院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(zhàn)是，已經具備了實驗室、研究所和設施，也就是國家實驗室的基本構架，但你們缺乏可以讓研究人員密切合作的共同場所。你們可以遠程合作，但這樣難度更大。”

　　他舉例說，氣候變化、電腦和環(huán)境方面的科學家之間一般是沒有溝通的，但如果他們在同一棟樓里，就可以一起吃午飯、一起討論問題，很快他們就能建立工作上的合作。“如果他們之間相隔幾千米，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(fā)生的”。

　　丁洪很贊同這個觀點。他介紹說，中國科學院有100多個研究所，各自專注于不同的領域，這些研究所和大學、企業(yè)之間應該形成一定的區(qū)域研究基礎。“如何把現有的機構和未來的計劃相結合是一個有挑戰(zhàn)性的問題。”

　　但王貽芳并不認為遠距離一定會成為問題。他說：“這實際上取決于相關人員是否有相同的理念，是否能成為一個團隊來一起工作。否則，即使他們同坐在一個辦公室里也無濟于事。許多粒子物理方面的項目就是很好的例子，通常這些大型設施及團隊均散布在世界各處，我們能把他們組織起來做同一個實驗。”

　　利特爾伍德對此分享了在運營能源儲存研究聯合中心時遇到的挑戰(zhàn)。阿貢國家級項目涉及很多個體研究人員、大學、國家實驗室和產業(yè)界。他們起初試圖建立和傳統方法不一樣的工作模式——剛開始是通過電郵、電話、語音郵件和視頻系統來建立聯系，但之后不得不放棄這種做法。“最后，我們實際上組織了很多面對面的小組會議，有的是周會，有的是月會，大家都在不停地飛來飛去。在某些情況下，你真的可以效仿歐洲核子研究組織這種軍事化的精密合作模式。這樣一來，每個人都清楚他們在某個特定的階段應該交付怎樣的成果。當然，每一項目都是不同的。